中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导意识之一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。汉末著名哲学家徐干在《中论》中所提出来的“中和”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，是在继承孔子的“中庸”、孟子的“中权”、荀子的“中道”基础上，结合当时历史特点和社会实践进一步发展起来的。它强调多元的和谐协调，异质的统融和解，于多样中趋向统一，在统一中显现多样，从有限中呈现无限，从无限中回归有限，追求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崇高境界，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粹。
儒家经典之一的《中庸》里说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”认为人的道德修养能达到“中和”境界，就会产生“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的神奇效果。又说：“中也者，天地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地之达道也。”因此“中和”的哲学思想和道德伦理，是经天地、育万物、安社会、顺自然的至理名言。“中”是“天地之大本”，即天地的本源，“和”是天地之达道，即天地间万古不变的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。因为事物的发展和状态一旦突破中间态势，必然要向两极发展，并走向自身的反面。所以，为了保持事物的稳定，就必须节制，居中位当，中和得道。自然界如此，社会也是如此，可见“中和”的理念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哲学。
从美学的观点来看，美是和谐说。中国古代的美是古典的和谐美，是美的三大形态的第一个形态，即社会美（还有自然美和艺术美）。和为美、和为贵的思想，可以追溯到我国殷商时期。《尚书·大禹谟》有允执厥中，《论语·尧曰》有允执其中，《尚书·吕刑》有“中听狱之两辞”等论述。春秋时，孔学儒道也有“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，斯为美”之说，对“中和”文化的美，说得更具体、更深刻了。这说明我们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了“识中”“尚中”“行中”的“中和”哲学理念。徐干不仅学习并继承了儒家先贤们的“中和”文化思想，而且结合当时的现实，赋予时代特色。例如他在《中论·治学》中说：“大乐之成，非取乎一音，嘉膳之和，非取乎一味，圣人之德，非取乎一道，故曰：学者，所以总群道也。”饱学的人是博采众长，兼收并蓄，善于学习各方面知识修养而成。因为五味相调之为美味，五色相杂之为文采，五音谐和之为佳乐。也即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方成大美”。
从哲学的认识论来说，“中和”是真。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，他们虽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，也并未掌握辩证法，但是他们在观察、认识和分析事物时，已具备了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的因素，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，从两个方面和多个方面去认识问题。例如“公允执中”“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”就是用“两点论”来观察、分析问题。徐干对社会和自然界的看法也是如此，他在《中论·制役》篇中说：“夫物有所盈，则有所缩。”世界上的一切事物，有“盈”就有“缩”，而且相依并存，对立统一，互相转化。在《中论·务本》篇中说：“明出乎幽，著生乎微。”是说明光明是从幽暗中来的，巨大是从微小中产生的。没有幽暗也就没有光明，没有微小也就没有巨大。“明”和“幽”“著”、和“微”是相辅相成，互相转化，对立统一。在政治上他主张为政者“使民劳而不至于困，逸而不至于荒”，治国安邦、为政理民的人，应该使百姓勤奋而不困顿疲惫，使百姓安逸而不至荒怠。“劳”和“困”、“逸”和“荒”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，二者之间必须有度，不可偏废。在对待个人道德修养上，他在《中论·虚道》中说：“君子之相求也，非特兴善也，将以攻恶也。恶不废则善不兴，自然之道也。”一个人的道德修养，不仅要扬其所善，发扬好的方面，而且要攻其所短，去其所恶。“善”和“恶”是对立的两个方面，而且不破不立，恶不废除，善就兴不起来。这里充满了“不破不立、不塞不流、不止不行”的辩证法观点。因此，我们在观察、认识事物时，只有从两个方面或多个方面，运用“两点论”，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真髓。
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，“中和”是正人君子、圣贤明哲的最高思想境界。孔子说：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人的生理与心理，心理与伦理，内在与外在，个体与群体，都达到高度和谐统一是人们追求的理想。徐干在《中论·智行》篇中说：“夫君子仁以博爱，义以除恶，信以立情，礼以自节，聪以自察，明以观色，谋以行权，智以辨物，岂可无一哉？”君子在仁德方面，施行博爱，在道义方面，除去邪恶，在诚信方面，遵守承诺，在礼仪方面，注意节守，聪敏表现在自己能省身自察，贤明表现在能观察事物的变化，谋略运用在行使权力上，智慧表现在对事物的分析判断上。这诸方面，哪样也不可缺少啊！
同时，徐干认为人并非“生而知之”，而是“学而知之”的。一个人高尚的道德修养，既不是与生俱来，也不是一劳永逸，而是通过长期艰苦的磨炼而成。他在《中论·务本》篇中说：“君子修德，始乎笄丱，终乎鲐背，创乎夷原，成乎乔岳。”是说一个人高尚的情操，美好的道德修养，要从平凡的小事做起，一直学到老，做到老，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从低到高，最后才能铸造成巍峨的山岳。即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，万丈高楼，起于垒土。”这段话把修养道德的基础、途径、方法和目标说得清晰透彻。一个人不可能孤立存在，他需要交际社会，融于集体。徐干在《中论·谴交》篇中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腐败不正之风进行了有力鞭笞和无情揭露。所谓“谴交”并不是“不交”，更不是“绝交”，而是反对那些以结党营私、追逐名利为目的的腐败之交，大力提倡谋求贤明的仁义之交。如果个体与集体及社会各种关系处理好了，那社会就会出现中国古代和现代先哲所宣扬追求的“天下为公”和“世界大同”的理想境界。
从道德理念来看，“中和”是善。“中庸”“中和”“中道”主要表现为伦理的原则，不偏不倚，不激不缓，“执两用中”就是善。《中论·修本》篇中说：“人之所难者二：乐攻其恶者难，以恶告人者难。”意思是，作为个人修养来说，人最难的有两个方面：一是乐意改正自己的缺点不足很难，二是主动把自己的缺点和毛病告诉别人也很难。是说“克己”，战胜自己要比战胜别人困难得多。所以，一个人只要能做到“律己”“克己”，就会无往而不胜。他在《中论·艺纪》篇中说：“艺者，以事成德者也，德者，以道率身者也。艺者，德之枝叶也，德者，人之根干也。”技艺和才能，只不过是道德的枝叶，而道德才是人的根本和主干。这说明徐干把“德”看得何等重要！徐干在《中论·虚道》篇中说：“君子常虚其心志。”一个人不要自以为是，自恃高明，而是要虚怀若谷，永不自满。又说：“君子之所贵者，迁善惧其不及，改恶恐其有余。”一个有修养的人，向好的方面学习唯恐来不及，改正缺点过失也唯恐太慢，见贤思齐，严于律己。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样，人们的道德修养不是很完善高尚了吗？他在《中论·修本》篇里又说：“君子之于己也，无事而不惧焉。”作为一个正人君子来说，要时时事事处处谨小慎微，严格要求自己，要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自做自戒，唯恐有失。他又说：“我之有善，惧人之未吾好也，我之有不善，惧人之必吾恶也。”我有好的地方，就经常惧怕别人不能像我一样好，我有不好的地方，就时常惧怕别人必定像我一样不好。又说：“见人之善，惧我之不能修也，见人之不善，惧我之必若彼也。”如果人人都能做到取长补短，从善如流，推己及人，整个社会就会团结友爱、奋发向上、朝气蓬勃。
徐干生在汉末动乱时代，他深受战乱涂炭离散之苦，意想拨乱反正，偃武修文，一匡天下。因此，他主张法先王，效圣哲，提倡“贤人政治”。在他的《中论》里一再描绘出“乌托邦”式的太平盛世蓝图。例如他在对百姓的组织管理、民政群治方面，《中论·谴交》中说：“五家为比，使之相保，比有长；五比为闾，使之相忧，闾有胥；四闾为族，使之相葬，族有师；五族为党，使之相救，党有正；五党为州，便之相鲷，州有长；五州为乡，使之相宾，乡有大夫，必有聪明慈惠之人，使各学其乡的政教禁令。”这种组织严密，管理有序，相互依存，相互救恤，与邻为善为伴、和谐友爱、尊老让贤的治民模式值得称道。他在《中论·民数》篇中说：“治平在庶功兴，庶功兴在事役均，事役均在民数周。”太平盛世的原因，就在于民众事业的兴旺，庶众事业的兴旺，就在于事役、公务的均衡合理，事役、公务的均衡合理，就在于对人口众寡和民意的确切了解。所以，了解民情民意，是治国施政的基本国策。他在《中论·亡国》篇中说：“故人君苟修其道义，昭其德音，慎其威仪，审其教令，刑无颇僻，狱无放残，仁爱普殷，惠泽流播，百官乐职，万民所得，则贤者仰之如天地，爱之如亲戚，乐之如埙箎，歆之如兰芳，故其归我也，犹决壅导滞，注之大壑，何不至之有乎？”一个贤王圣主，如果能加强道义修养，昭明美好的声音，整肃自己庄严的仪容，对教化之令审慎周到，刑罚得当，监狱中没有滥杀无辜，仁义爱心普及到每一个角落，恩惠和福泽传播到很远很远，大小官员都忠于职守，万民百姓都安居乐业。那么，贤者敬仰你就会像天地一样崇高，爱戴你就像亲戚一样密切，欢迎你就你兄弟那样亲近，喜爱你就像兰花那样芳香。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，就像大河决堤冲破阻塞奔向壑谷，不可阻挡，哪里还有不能到达的地方呢？作为一国之主的帝王，英明与否是建立和平安定、繁荣昌盛社会的关键，如果做到了这一点，就会万民仰止，天下归心。综上所述，作者在《中论》里给我们勾画出了一幅幅安定祥和的蓝图。尽管这些蓝图还比较简单和原始化，有一定的局限性，但它对当今社会仍有借鉴意义。
总之，从孔夫子到孙中山，从柏拉图到托马斯·马尔，古往今来，无数圣贤先哲、仁人志士提出了许多美好构想。所以，思想家和哲学家徐干“中和”的理念，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哲学和文化思想的精髓。我们既要汲取和借鉴历史经验，又要从实际出发，善于学习，勇于实践。
魏道揆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