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仓颉故里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，但是许多研究家认为，要想弄清楚这一问题，应重证据。因为仓颉所在年代，与我们相距甚为久远，从黄帝到夏朝又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，想弄明白这一问题是有难度的。然而研究家们提出的证据，我们认为就是仓颉遗迹。遗迹分两部分：一是历史上正规的史书记载；二是有根据的（不是纬书）过去建的还存在的和不存在的实物（如墓、祠、庙、碑之类）。如此，寿光当是仓颉故里，请看下列根据。

寿光有仓颉遗迹。不仅史书有载，而且还有实物见证，这里说的就是仓颉墓等。《水经注》载：巨洋水（即弥河）东北流，经过纪国故城西继续东北流，至巨洋水百尺沟、积水成湖的东侧，汉代寿光县城（洛城牟城村）西南，有孔子石室（即孔子问经石室）。《齐乘》曰：“水经云，旧有孔子问经石室，即仓颉墓也。”这里两部正规史书（《水经注》《齐乘》）证实仓颉墓在寿光。由于仓颉墓中出土了仓颉石室并记有二十八字，孔子才到寿光拜读过石室中的二十八字，所以留下了“孔子至齐，以尝访焉。”的记载。因为当时孔子未识出其书其字，也就留下了“仓颉造字，圣人猜”的传说，一直流传至今。《水经注》载：“孔子石室，故庙堂也。”因为孔子到寿光造访过仓颉石室，孔子是大教育家、思想家，主张儒学治国、为政以德、克己复礼，大得民心。然主要还是因为他问经了仓颉石室，当地县衙才为他修建了孔子问经庙。《水经注》才记有“中有孔子像，弟子问经”。后来因年久失修，就毁坏了。

还有几部史书亦证实仓颉墓在

寿光，并证实了它的年代。《金陵新志》载：“昔周初，有于仓颉墓下得石刻，藏之书府。至秦李斯辨其八字，云：‘上天作命，皇辟迭王’。或云，叔孙通识十一字（有载十三字）。而不传妄也。《金陵新志》证实，周朝初期就从仓颉墓下得到石刻（石室），到秦、汉时，李斯、叔孙通分别辨识过。《通志》载：“仓颉石室记二十八字，在北海仓颉墓中（北海者即寿光），土人呼为藏书室。周时无人识，逮秦李斯始识八字，曰：‘上天作命，皇辟迭王。’汉叔孙通识十三字。”《通志》证实了仓颉墓在北海（即寿光），不在其他地方，其他地方的所谓墓，不是仓颉墓。其“周时无人识”之句，证实了周朝时寿光就发现了仓颉墓和仓颉石室。《法贴神品目》也有记载，“仓颉二十八字，注云：在北海（即寿光）。此石刻虽不可寻，而为吾国文字之祖，本志首录之”。其他县、府，如：《余干县志》《庐山志》《镇江府志》《赞皇志》等，都有记载。

寿光不仅有仓颉墓、仓颉石室，还有仓颉藏书台。据说仓颉石室从仓颉墓发掘后，正遇上了弥河泛水涨潮溢出，把仓颉石室淹没了（钟毓龙笔下有载）。水退之后，人们为防止再度淹没，才建筑了仓颉台，仓颉台在仓颉墓之北，从此把仓颉石室放到了台上。《齐乘》曰：“仓颉台，寿光（指汉代寿光）西北，弥水所经。”元郑杓《衍极》卷一中说：“北海亦有仓颉藏书台，人得其书，莫之能识，秦李斯识其八字，曰：‘上天作命，皇辟迭王。’汉叔孙通识其十二字（有载十三字）”。

上面是周朝初期寿光仓颉墓、仓颉石室、仓颉台的记载。后来春秋时，孔子来寿光问经过仓颉石室及

二十八字，一时轰动全国。至秦、汉时，李斯、叔孙通辨认出石室的八个字和十三个字。从此仓颉造字的功绩影响到国内外。寿光自古对仓颉就十分崇拜。在周朝之后，先后建筑了仓颉藏书台、孔子问经庙等。寿光汉代城垣迁徙（大约在三国魏时）到今县城后，于明代洪武年间，把周时的仓颉墓迁到了现在县城的大西门迤北，重修了仓颉墓和仓颉祠，典雅沉稳，庄严肃穆，增加了双井和启秘亭，长廊奕奕，小桥流水，松柏参天。形成了一座风光优美、满园春色的景观名园。每逢清明佳节，周四围达民贵吏，骚人墨客，蜂拥而至。集聚于仓颉墓前，致恩致敬，顿首叩拜，自然形成一年一度的“祭仓”大典，解放后形式略减，不幸“文革”中仓颉墓被毁。

过去，人们对有些单位的庙和建筑物有质疑，其原因是史书上找不到根据。前不久我从《水经注》上找到了一条根据，是在《水经注》的15卷（洛水篇）。《水经注》曰：“《河图·玉板》曰，仓颉为帝南巡，登阳虚之山，临于玄扈、洛汭之水。灵龟负书，丹甲青文以授之。”大概他们就是根据《河图》的这一篇，建的庙和立的碑。据考《河图》是汉代谶纬之书，此书久佚。至明代，杨慎在他的《杨升庵外集》中，在《河图》“丹甲青文以授之”之后，加上了六句话：“造二十八字，刻于阳虚之石室，李斯止识八字，曰上天作命，皇辟迭王，今已不可寻矣。”后面添的这六句话是不对的，二十八字是寿光仓颉墓中的石刻，阳虚之山是洛河之山，道路遥远，相隔多条大河，很难实现。再说，也不是一个时代，所以，不能张冠李戴。大家对这一问题有什么看法呢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李学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