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偶尔与友人谈起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，首先浮现在脑海的，却是诗文译者。查良铮不用说，其长篇诗译《欧根·奥涅金》，大学期间即被“迷”倒。那时借书仅仅五张书卡，这部查良铮的“普希金”，压了我一张卡整整四年！毕业还书前，又在一个笔记本上，抄录多个章节。再后来购存的两卷《普希金抒情诗选集》查良铮译本，也不知翻读过多少次。可最早的普希金记忆，却不是查良铮，而是戈宝权。具体说，是一部由戈宝权“负责编辑”的《普希金文集》。

实在记不得如何获得这部书的，可读到其中诗作的惊异感触，却历久不忘。《一朵小花》，就是当时读过便即刻背诵下来的：

我看见一朵遗忘在书本里的小花，/它早已枯萎，失掉了清香。/就在这时，我的心灵里/充满了一个奇异的幻想。

它开在哪儿？什么时候？哪一个春季？/它开得很久吧？是谁摘下来的，/是陌生的或者还是知友的手？/为什么又会被放到这儿来？

是为了纪念温存的相会，/或者是为了命定的别离，/还是为了纪念孤独的漫步。/在那静寂的田野，森林之荫？

他是不是还活着，她也还活着吗？/他们现在栖身的一角又在哪儿？/或者他们都早已枯萎，/就正像这朵无人知的小花？

这是一首典型的想象之作。全然由一朵夹在书页、早已“枯萎”的小花引起。诗人开首的想象还自然，说时间、地点、季节，当然还有谁“摘下来的”；为什么？诗人给出几种可能状态：“温存的相会”“命定的别离”“孤独的漫步”……震撼人的是尾声：“他”“她”还活着吗？栖身何处？或“早已枯萎”？诗人再以首句叠复强调收笔：“这朵无人知的小花”。当年读后顿觉惊异，即刻记住并背诵下来，后来又读了几乎全数的普希金诗文，这都是由戈宝权先生的译笔启蒙的。

二

戈宝权的俄语，是自修而成。大学期间，他主修英语，选修法语，还旁听日语。后来得叔父、著名新闻工作者戈公振指点，自修俄语。当时上海有不少俄侨，戈宝权一面在多家书店寻找有关俄语书籍，一面去租界区向俄籍教师求教。因缘际会，俄文成了他后来翻译运用最多的语种。在一篇文章中，戈宝权说：“1932年初，当我开始学习俄语时，我就读过普希金的童话诗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，正是普希金的美丽的诗歌作品把我引上了研究俄国文学的道路。”这首童话叙事诗，戈宝权后来将其译为中文。

1935年，戈宝权担任天津《大公报》记者，派驻苏联。这样，他离普希金更近了。刚到莫斯科，他就走向普希金广场，朝着诗人铜像，“表示了我最初的敬意”。在这里，戈宝权几乎天天由诗人铜像前走过，在广场周围，他经常阅读着“普希金”，“非常喜爱他的政治抒情诗和描写美丽的俄罗斯大自然的诗章。”1937年，是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，莫斯科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。戈宝权参加了普希金广场的普希金铜像迁移揭幕典礼，并翻译出诗人的《致恰阿达耶夫》《在西伯利亚矿山深处》等诗作；他还在全苏举办的普希金展览会上，将鲁迅主编的《译文》“普希金专号”及其他普希金作品中文译本，赠送给展览会陈列出来。

这段时日，戈宝权被普希金紧紧吸引：他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，参观了普希金读书的皇村学校，参观了冬宫附近的普希金故居，这里是诗人晚年生活及决斗后逝世的地方……他又去访问了普希金奶娘的小屋，并翻译出诗人那首著名的《给奶娘》：

我严峻的岁月中的女友，/我的老迈了的亲人！/你一个人独自在松林的深处/长远地长远地等待着我。/你坐在自己阁楼的窗口悲叹着，/像一个哨兵守在岗位上，/而拿在你满是皱纹的手里的编针/每分钟都因为悬念而迟疑。/你凝视着那早就被遗忘了的大门/和那黑暗而遥远的路程：/哀愁，预感，忧虑/一阵一阵地紧压着你的胸膛——/于是你觉得……

这首诗将一位奶娘念着乳子的时刻，描摹得细密生动。据说此诗并未完成，笔者留有了读者想象空间——奶娘的心情，怎能写得完毕？

可以说，时代机缘，给了戈宝权接触、翻译、研究普希金的最佳条件。这部《普希金文集》便是其中的重要成果。戈宝权回国后，历任《新华日报》编辑，兼任《新生周刊》《世界知识》等特约通讯员。抗战胜利后，他被派往上海参与《新华日报》的编辑工作。1946—1948年任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编辑期间，正逢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周年，戈宝权便与一位俄罗斯友人罗果夫，共同编译了一部有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戏剧，以及普希金传略、生活与著作年表，俄国作家诗人论普希金这样全面介绍杰出诗人的《普希金文集》。（罗果夫是当时塔斯社驻中国记者，任职期间一直从事中苏文化交流。）

这部“文集”，收有戈宝权翻译的短诗40首；瞿秋白翻译的长诗《茨冈》；戈宝权翻译的叙事诗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，以及其他译者翻译的两部戏剧和四篇小说作品，1947年由戈宝权任职的时代出版社出版。1954年修订再版。当时虽然发行的普希金翻译著述不少，可这部照顾到诗人多种类型作品，涵盖生平以及各家评论等方方面面的“文集”，还是引起了长久的反响。笔者在一部《普希金与我》的集子里，见到多位年龄不一的学者、文学艺术家的回忆文章中，都提到了这册《普希金文集》，可见其启蒙的意义价值和广泛影响。

三

1949年后，戈宝权除短暂担任驻苏临时代办及参赞外，一直在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苏联及东欧文学研究。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的奠基性诗人，从事其翻译研究，成了戈宝权的重要工作部分。翻译方面，据笔者对照，他的普希金诗歌部分，先后译文有一些区别。早期（以《普希金文集》为例）词汇略带文言遗韵，后来的白话清晰简洁，更符合当代的阅读习惯。研究部分，戈宝权集中梳理普希金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及影响。他不仅从外部，也从普希金作品内部，发现其中的中国元素。譬如在他的《普希金和中国》中，开篇引用了普希金的诗句：

我们一同走吧，我准备好啦；朋友们，无论你们去到哪儿，

凡是你们想去的地方，到处我都准备跟随着你们走，

……

哪怕是去到遥远的中国的万里长城边。

普希金另一首叙事诗《鲁斯兰和柳德米娜》里，在描写柳德米娜在妖巫花园看到的美丽景色时，还出现了这样的诗句：“在迷人的田野里，/五月的轻风吹来了凉爽；/在飘动的树林的阴影里，/中国的夜莺在歌唱。”据此戈宝权认为，这应该是当时俄国宫廷和贵族社会中流行的“中国热”对普希金的影响。

由于与俄罗斯的汉学家接触，普希金也间接获知中国的各方面信息。这不仅使其对中国产生了兴趣，还让他有了访问中国的想法。1830年，普希金用法文向当时的宪兵总督写信，请求允许他随俄国使节同往中国：“我的将军……目前我还没有结婚，也没有获得官职，我很想能到法国或是意大利去旅行。假如这个请求得不到许可，那么我请求允许我随同到中国去的使团一同访问中国。”这个愿望当然不能实现，普希金是当局的“监管”对象。

四

在普希金与中国的研究中，戈宝权有一个追踪甚久并终于完成的课题。经过研读，戈宝权认为，俄国文学最早介绍到我国，主要在清末民初。印成单行本的，最早是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出版的普希金小说《俄国情史》。据有名版本学者阿英介绍，这册《俄国情史》的翻译者名戢翼翚，当时著者译名“普希莹”，书名《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》，大约为迎合读者，后又名《花心蝶梦录》。虽然有记载，可由于面世时间早，这册译本不易寻到。所以戈宝权曾说：“《俄国情史》究竟是普希金的什么小说的中译呢？这是我多年来在研究的问题。”在1947年编译出版《普希金文集》时，戈宝权写文章从人名方面作过研判：“若从书名上来推测它，也许这就是普希金的短篇小说《暴风雨》的中译，甚至说不定就是《杜勃洛夫斯基》或是《甲必丹之女》。”原因：“这三篇小说的女主人公的名字都叫玛利亚。”果然熟悉诗人作品，戈宝权猜对了，虽然他将其搁在第三位。

这些材料，一般引用，大致够了。可对于研究俄国文学传播史的学者，当然不能满足。又过了数年，在1957年的“一个夏夜”，戈宝权在阿英家的一个书堆中，发现了这个译本：“尽管封面散失，正文经过虫蛀已残缺不齐，但当时真有如获至宝之感，因为这是我多年求之而不得的一本书。”“从这本破烂的书中，立即看出这就是普希金的著名长篇小说《上尉的女儿》的中译。”再过两年，阿英在琉璃厂买到两本该书，送给戈宝权一本。据此，戈宝权可以完整准确介绍全貌：此书是25开本，灰色封面，上面印着“俄国情史”四个大字。正文第一面的标题是《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》，括号中注明“一名《花心蝶梦录》，俄国普希罄原著”，下面写有“日本高须治助译述，房州戢翼翚重述”的字样。版权页写着：“光绪29年5月15日印刷，光绪29年6月15日出版。”印刷所是作新社印刷局，发行者是大宣书局，发行所是上海开明书店和文明书店，定价大洋“四角”。戈宝权根据其他信息推测：“这本书可能是在日本印刷，或者是在上海的日本印刷局排印的。”

从戈宝权一生翻译研读的成果可知，他的不少精力，都给了普希金这位杰出的缪斯之子。优秀诗人作品，总能唤起人们心底的善意爱美的意愿，虽然生存并非总是完满，可它仍然值得珍爱、珍惜、向往——就如戈宝权译出的普希金名诗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告知的：

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/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急！/阴郁的日子须要镇静。/相信吧，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。

心永远憧憬着未来，/现在却常是阴沉：/一切都是瞬息，一切都会过去，/而那过去了的，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。

■杨一帜